任彦芳送别浩然纪实2008.2

我 们 正 年 轻

----送别浩然

任彦芳

2008年2月20日晚，我从中国新闻网上，看到我青年时的朋友浩然走了。我去年刚写了怀念绍棠的文章，纪念他走了十周年，现在要写送别浩然的文字了。我们正年轻，一个个年轻时的朋友走了，难道说，该我们这一代凋零了吗？

我刚刚写完一部自传体长篇，记录我从1957年到1978年这一段的心灵历程的《我的灵魂交代》，这是为纪念中国历史转折，也是我人生转折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三十周年而整理的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交代。三中会会后，我得到彻底平反，退还了我在受审查五年多的交代，竟有六十万字。根据这些交代，我按着灵魂变化整理出来，这使我回到了青年时代。这部书里有我和浩然的记录。书出版后，我无法再送给我的这位青年时的朋友了，就让我抄录一段，浩然，你还记得这些话吧？

1961年的中秋节，我和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的北大同学诗人沈仁康，与作家浩然聚在一起，身上很冷，心里很热。这叫“神仙会”，都坦露胸怀交心。我和浩然，是50年代初期一同写作投稿的文友，我写诗，他也写过诗，后来转成写小说，成绩越来越大了，他却很羡慕我们这北大出来的。我听浩然谈，收获很大，在日记里记录下来。

浩然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去计较任何东西，只要埋头苦干写作，把我们的理想寄托在作品中。我在农村见到的问题多了，有的干部就是地痞，欺压百姓，你照实写，谁给你发表？我呢写自己心中理想的干部形象，正面歌颂，这叫树红旗的写作方法。这就解决了既写了现实，又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这是最大的幸福。不必管谁重视不重视，名不名的，都不要管它，我从1956年起，一天都不断地写，废品也不少，可那些情节到后来也会化成新的作品。

浩然说到政治上的成熟——世故。劝我不要太天真，把问题看的简单，说到让历史去证明你，就晚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树大会招风，也只有树大了，风才拔不动你！我铭记下朋友之嘱，并愿共勉。

浩然的树红旗写作法，解决了我的苦闷。你如真如实写现实生活，在中国文坛，很难找到报刊发表。从1957年,不，更早一点说，从批了胡风之后，就很难见到揭露性的作品，“组织部新来个年轻人”、“本报内部消息”不都批个一塌糊涂？浩然之法是具有农民的机智聪明。因得红旗写作真经，我的诗发表得越来越多。

1961年11月，我要求奔农村，回故土，去兰考，全没批准却同意我到边疆的请求，我离开全国文联去了寒风凛洌的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

日记载：这一天是在北京长安街的鸿宾楼，由浩然做东请我和沈仁康，因为仁康要离开北京《中国青年报》去广东，我离开中国文联要去东北，这算是为我们送行。

1963年2月，我同南吕到河北省组稿，我们到北京第一个要见的就是浩然；之后，我们到了河北著名的饶阳五公耿长锁公社，王国藩的穷棒子社生活，经历了河北大洪水之后，我们来到北京，问他的长篇可完成，他告诉我们，书稿早交给作家出版社了，还不知道能不能出哩。我说，我们可以先看看吗？他说，那得到出版社去拿。10月16日，我们去作家出版社，问浩然的长篇的意见，编辑说：我们还没有看哩。你们要看就先拿去吧。在一个大柜子的下面，许多书稿压着的一部书稿搬出来了。这是浩然的长篇《云火录》。我们抱回到东西旅馆，立即看稿。我们被这部书稿深深吸引，我读着，竟不由得流下了泪水。我很少读到这么感人的作品了。我和南吕都很激动，说我们这次组稿成功，浩然这部作品可以为我厂改编成电影了。我们兴奋地把书稿抱回出版社。编辑问：你们这么快就看完了？怎么样啊？我因太激动，不能正面回答。我说，你看如何比吧？编辑问：比我们出版的《汾水长流》如何？我说，没法比。编辑误解了我的意思，说：“不如《汾水长流》啊！”我为他们没有重视这部作品而激动，便大加评说起来，年青气盛，不管人爱听不爱听：我说没法比，是浩然的这部长篇不知比那部书好多少！这是让人感动得流泪的书，你们应该早早出版才是啊。

我们的激动，感动了编辑，他说不要放回原处了，我们立即看；原来我们以为浩然的长篇不会多好的，所以没有重视。谢谢你们哪。

回来我们把情况说给了浩然，他也感激我们，说：这部作品就给长影了！哪个厂也要不了去了。

这部《云火录》，就是后来出版并被长影改编成电影的《艳阳天》。

对于浩然，对于那个年代，我想说的是要了解，更要理解；我们要反思，浩然现象说明了什么？我常常想，多么有才华的浩然啊，为什么没有写出今天看来真实反映当时现实的作品，这些作品的价值是什么呢？文化大革命中，浩然的作品成了唯一可看的书，“全国无文联，作家一浩然”，这是我的朋友的错吗？对浩然是没有公正地对待，我一直心里不平。我说，这是我们一代作家的悲剧，不是个人的原因。让我回到历史中去反思吧。我相信，历史对浩然这一代作家的“树红旗写作”，会给一个历史的评价。无论如何，像老农民一样的浩然辛勤耘一生的七十部作品，是有价值的，最低可以说，可以从这些作品中认识我们曾经历过怎样的历史！

浩然走了，在祖国走向青春，我们正年轻时走了。我们正经历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一个没有个人创作自由的年代最终要结束了。浩然如果不走，可以写更多的真实的《苍生》的命运吧。

2008年2月21日凌晨急就

五柳村2008年2月21日收到

任彦芳：送浩然日志

2008年2月28日。早醒，四点起来记晨思录。昨晚告诉晓明，我自己去八宝山，不要来车接我。早七点半动身，66路公交车到和平门去地铁，到复兴门转一线，去八宝山站上来，八点半；步行到告别处，不到九点。

我想早来，是为了记下这个送别的全过程。是为了见多日不见的走的浩然和还活着的浩然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们。我到的太早，没有多少人来；来的多是年轻人，我不认识。

我请一位青年给我在灵堂门前照像，为了记录下这对联：横幅上写：沉痛悼念著名作家浩然同志。上联：喜鹊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艳阳天；下联：乐土活泉已圆梦，浩然正气为苍生。

几个青年人和我交谈，发现他们对历史的不了解。他们不了解反右，不知道文革，当然也不知浩然的一生。他们只是知道他是个大作家。对他的作品也没有读过，有的只知道书名。

十点，人们越来越多，这时那签到处才摆上签名册；一旁有浩然的生平。三河的农民们来了，拉出了一个白色的条幅，长长的，上写：浩然同志，三河人民永远怀念你。一些业余作者，那受过浩然帮助的人拉起一条更长和蓝地条幅，上写，浩然老师我们永远想念你。

我的老同学老朋友们陆续到了。北大的同学康式昭，赖林嵩、江枫、刘锦云、閰纯德、郑恩波都见到了；河北省也来了朋友，有河北日报的桑献凯、花山出版社的祁淑英，却不见河北作家朋友们。北京晚报的老友为浩然写过不平文章的凤翔到了，姚欣到了。

我见到了我的中学同学，我约好在这时见面的准舟、刘绳。我们谈起了浩然，十点半开始排起长队，我们十年前在这里送别绍棠，绍棠夫人曾彩美和他的儿子松萝也到我身边说话。

比起十年前送绍棠时的人不多，我们看这长队不过五百人吧。我们想，不应是这么些人的。不知为什么。说到对浩然的不公，准舟看凤凰卫视竟说是“文革一作家浩然逝世”还说什么不悔改这样的话。而文艺报的一篇文章是“一分为二说浩然”，对谁不是一分为二呢？

说到对文革时的情况，浩然曾是党的十大代表。

九大时的中央大会一致通过大会对刘少奇声讨，中央委员们一致通过了开除刘少奇出党，后来也一致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请问当时的中央委员同志们都曾忏悔过吗？为什么一个作家就要先为作品忏悔呢？我们想假如你是浩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会如何呢？你能像浩然这样吗？

听到这些质问，我想自己，我不会比浩然好。这是因为我当时对毛主席是迷信的，虽然我在文革中被打成了为刘少奇翻案的反革命，我并没有认识毛主席和江青，我只能检查自己的错误。如果江青能如同对浩然那样对我，我会受宠若惊，欣喜若狂吧。因为从根本上说，是思想上没有今天的认识。直到今天不是还有没有从毛泽东的阴影里走出来的不少人吗？

看到一个名为农民送的挽联，上联写金光大道艳阳天宣传的是毛泽东思想，下联便写小说苍生是体现邓小平理论。浩然曾如此，我们这一代作家命中注定如此。

我来得最早，我排到最后，我和作家准舟、刘绳一排向前走去，进入灵堂，听到了哀乐，我们走近了朋友浩然。

浩然兄，我们看你来了，你不会再热情地接应我们，你身上盖着中国*的党旗，是无愧于党的战士；你早就停止了思考吗？你的身体变了，你的脸色没有当年的红润，我不敢再看，我为你痛哭，哭你的一生，哭我们这一代作家。。。。我一直哭着和家人握手，家人说句保重，这是你的声音吧。我走了，我们都会走的，我为你难过的是，你曾和我说过要写出自己的对文革十年的回顾和思考，你没有写出来，就走了。这是如无字碑一样，让后人去思考吗？

走出大厅，我擦了眼泪，刘绳为我摘下胸前的白花，我们向前走去，我取出照像机，在这前面留影。我们一同往回走去，顺着奔向八宝山的来路，坐地铁，往回走。我们说，我们的人生之路是正向这八宝山走来，现在到五棵松了吧，再过一个玉泉路，便奔向八宝山了；但我们现在往回走去，我们要回顾来路，留下我们经历的一切，告诉后代吧。这是一种抢救，抢救我们一代的历史，不然后代人不会知道我们是如何过来的。这就是我在七十时写的诗句：著书留思考，纪录真人生。

刘绳非常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你有一颗赤子之心，还是那颗童心，你见到浩然如此痛哭，我们是不会了。我说，我是在哭自己，哭我们曾经历的一切啊。

29日，北京日报有关于浩然遗体告别仪式的报导，短短的不过一千字吧。有两处错误：一是把那副对联写反了，把下联写成了上联，下联写成上联。这是因为年轻的实习记者，不知中国对联是以右为上，以左为下的道理，也不知这是按历史顺序写的对联，上联是浩然的四部先写的小说《喜鹊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艳阳天》；下联是改革开放后写的四部作品。有此错出现，是记者也不知对联分上下，历史有前后的原因吧。另一错便是说有近千人，是说得多了些。可见就是昨天发生的事都会有错，何况历史呢？

2008年3月1日记，

五柳村2008年3月1日收到

陶世龙2006北京行纪(12)见识[一虎一席谈]

2006北京行纪(12)见识[一虎一席谈] [原创 2006-12-29 23:44:24发于和讯网]

凤凰卫视记者来电话，希望我去参加他们的[一虎一席谈]，讨论打击“伪科学”是有利于科技创新还是阻碍了科学创新。又说现到场的人支持伪科学的多，反对的人少，不仅希望我去，还要求我推荐一些反伪科学的人参加。

话说到这份上，我答应了。先推荐了几位年长的，后又介绍了一批年轻的，看来还有作用，昨天录制这个节目时，大多到场。

我答应参加，还因为听说有一些老朋友要出场，双方都有，多年未见，难得的机会。

录制现场在石景山广电中心，北京市西南角，而我住在东北方，路很远，说是下午两点开拍，怕迟到，于是不到上午11点就出发，准备乘748路公共汽车，到五棵松，再坐出租车前往。没想到在这个时段，道路上车不拥挤，到五棵松时离两点还有一个多小时。正好需要上厕所，而厕所旁边不远就是地铁站，因想到此时地铁也不会挤，何不一试。果然顺利，十几分钟就到了古城，广电中心就在不远的地方，路经一茶点铺，布置很现代，进去要了一杯热巧克力和一块椰丝面包，补充一下，也是小憩。环境不错，可惜食品的质量不相称，这不去说它了，下面只j记一记现场的见闻观感。

说是两点钟，实际到了将近三点才开始。几个搞自然科学的朋友习惯于遵守时间，都在两点前赶到了，因此对不准时颇有微词。赵南元教授当过嘉宾，他的经验是，少有准时的。既来之则安之，利用这时间倒是多些交流，有些五柳村的青年网友我见过，也有没见面的，老朋友也不少。

主持人宣布了双方上场的名单和顺序，昨天我问过他们，对方出场的是宋正海、徐道一、傅景华、范良藻，但今天真的上场了,宋、徐二位换成了丁小平和董易林。这个更动当然是凤凰卫视方面决定的的，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问题就出在这人员的安排上。

作为辩论的主题，“打击‘伪科学’是有利于科技创新还是阻碍了科学创新”并未能展开，因为从理论到实际，都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真正的科学难道还怕人反对伪科学。因此有些发言也就是自说自话，有些话还已多次重复。我估计未必能引起观众多大兴趣。吸引人眼球的恐怕还就是tom.com报道的“凤凰‘伪科学’讨论嘉宾吵架 现场几乎肢体PK”，报道说：

“节目录制一开始，双方嘉宾在各自发表论点的同时就不断受到对放嘉宾和观众的‘骚扰’，主持人也多次进行了劝说和引导，务必请对方发表完观点后再进行辩解，但是秩序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双方观众的倒彩声还是不断。
直到被人称之为‘反伪斗士’的司马南上场给对方的一位嘉宾——北京大学丁小平教授抛出第一个问题后，现场的火药味显得有些浓重，司马南一上场就对丁小平的身份提出质疑：‘请问你是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你只用回答是或不是’，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丁小平没有给予正面回答，而是提醒司马南注意今天讨论的主题，这一次争论在主持人的调解下一度回转到打“伪”学术讨论的正题，当司马南再次追问丁小平的身份问题时，却引发了对方的不满情绪，于是双方的争论变的激烈起来，并有开打之意，录制现场一片混乱，最终在众人的劝说下双方又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嘉宾席位上。”

报道与我观察到现象相同，只可惜对引起冲突的原因语焉不详。

从我观察到的情况来看，主持人胡一虎将丁小平请为上场的嘉宾并介绍他是北京大学教授，是为引起冲突的主要原因。

特别是司马南提出问题后，丁小平不回答，胡一虎还宣称我们是经过调查的。而他们是怎样调查的呢？如tom.com所报道“是通过了一个丁小平自己提供的联系人电话对丁小平的身份进行了核实。”胡一虎还当场向大家说你们也去调查嘛，其意是说你们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而他是经过调查的。

其实按我的习惯，对有关争论的人或事。总是要尽可能事先有所了解，原来知道的对方要上场的四个人，对他们我都作了准备，换上来的董易林，因我一直关注风水迷信泛滥的问题，知道是个年轻的风水师，也有些了解，惟独对这个丁小平一无所知，开头我还相信胡一虎的介绍，只希望知道他的专业领域。因听他的发言，有油腔滑调，虚浮不实，不象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更无学者风度。及至司马南的提问，这样简单的问题不敢回答，明显其中有假了。回来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别的不说，至少可以肯定一点，丁小平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详见丁小平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吗?）

这就出来了问题，胡一虎先生为什么要把他介绍成北大的教授？而且在有人提出质疑后还出来为他打掩护？正是因为他的举动，使一些人冲动起来。如果主张废除伪科学一方的人知道真相，就不会出现混乱的局面，因为我相信他们中许多人是诚实的。

从网上看，揭露丁小平的材料早就有了，即使不能完全相信，那也是有争议的，别的问题不说，既然你们要把丁小平作为北京大学的教授介绍出来，总应该把这一项查证清楚吧。因此胡一虎先生难辞其咎。

而且丁小平既以北大教授的身份出现在[一虎一席谈]，就不是丁小平个人的问题了，《一虎一席谈》据称是“将每周萃取在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生的重大事件，焦点或热门话题，请来当事人、或各界学者、专家、名人担任嘉宾发表意见或精辟见解。”属于新闻性质的节目，而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现在能容许嘉宾的身份有假，焉知别的就不会有假，这个节目何能取信于受众！

昨晚我曾向与我联系的凤凰卫视记者提出质疑和表达了我的遗憾。他最后的回答是，对丁小平身份的质疑将在节目中保留，让大家认识这个人也好。是这样吗？且拭目以待。

陶世龙2006北京行纪(11)告别邹老

2006北京行纪(11)告别邹老 [原创 2006-12-02 12:48:17发于和讯网]

今天(2006年12月1日 星期五），邹承鲁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

凌晨，将网上介绍和纪念邹老的文章选编一专页上传后，即准备出发。此时的北京，蓝天罩地，自顶及底，苍穹无垢，仅贴近地面一带有薄蔼，如此清明，多日所未见。甫出门，寒风扑面，凛冽如刃，亦入冬以来所少有。忽然想到，正因有此疾风扫去城市污染物形成之“热岛”，故能得此佳日。学界之澄清，盖亦非维持一潭死水所能致。

七时三刻，步行去公交车站，将近八点，乘上748次车，有空调，票价高于普通车，坐的人较少，而且我这里是首发站，登车不过数人，途中有增加也不拥挤。九时半抵五棵松，换乘出租车直至大礼堂，据规定仪式开始时间10点，尚有几分钟，而来向邹老告别者已排成五人一列的队伍长数十米，签到后急去排队，见张以诚君呼唤，遂前往，是加塞了，因那里多为地质界人士，幸他人无异议。

十时许进入灵堂，五人一排，依次三鞠躬，绕灵而行与邹老女公子宗平等守灵家属一一握手致吊唁之意，然后鱼贯而出，礼成。事先承国钧兄代安排献一花圈，此时再将打印下来五柳村纪念邹承鲁先生专刊及五柳村首页各一份，托执事者转交宗平女士。凡此无他，皆为表达对邹老崇敬之意。

我与邹承鲁先生未曾谋面，也无文字交往。去过他家，那是二十多年前，为地质书刊编辑室编辑介绍李四光教授的文章，需要一些李老的工作及生活照片，找到李林女士，承她搬出相册浏览，但坦率地说，当时并未注意到邹先生，我的心思都在李老身上，也与邹先生与我不是同一专业之故，当然他在人工合成胰岛素上的贡献也有所闻，终因隔行，感受不深。

邹承鲁先生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高大起来，是在看到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学术领域中的腐败以后。千夫之诺诺，何如一士之谔谔。邹先生就是这难得的一士。

盖学术领域中之腐败行为，近一二十年来愈演愈烈。学界中人无有不知，每言及此，无不深恶痛绝，但真要上阵，没有几人能直言不讳；且有人为腐败开脱，为伪科学张目，邹先生所为就特别可贵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家为邹先生的去世而痛惜的时候，却有人在以各种形式不断重复对邹先生的攻击，以为邹先生的去世，解脱了对他们的压力。然而只能是徒劳的。我注意到今天来向邹老告别的人群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其中有受过邹老教诲的，也有许多并非出自邹老门下，而是景仰邹老的为人。邹老所体现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不仅会一代一代传下去，而且会为广大学人所共有，事实上邹老也并非孤独存在，前有先贤，后有来者，邹老所具有的高尚品格，除了他个人的禀赋，也有时代和环境的赐予。他所就读的南开中学和西南联大的前身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有着深厚的民主与科学的传统。邹先生生前曾有重建西南联大的愿望，我体会实为一种精神的呼唤，从后面所附冯友兰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即可感知。

如果千士都能作到谔谔，仅有一夫诺诺，腐败及其他邪恶还能存在吗！

[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冯友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者一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日：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陶世龙2006北京行纪(10)首次乘坐城铁

2006北京行纪(10)首次乘坐城铁 [原创 2006-11-17 05:45:29发于和讯网]

2006年11月14日，原1950年代初在青年团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聚会，计八人。半个多世纪中，各人经历不同，但饱经风雨道路坎坷几无一例外；所获“官 阶”也大有差别。现均已年过七旬，无官一身轻，今日重聚，仍不失当年赤子之心。那段天真无邪的青春岁月，终身难忘。

中午主人邀宴于松鹤楼。松鹤楼地近王府井南口，当年办公即在其东边的东长安街八号，住宿也在附近。

餐后各自归家。此时天气晴朗无风，冬日煦和。因思，何不前往旧地一观，盖游王府井还在十二年前，德坚与我回到北京时，曾一同前去购置衣物，以后再未去过， 不知新貌如何。遂步行至十字路口，只见原口东一侧，全为新建东方广场大楼，旧迹全无。性本不喜逛商场，去商场多为陪德坚前往，伊人已故，更了无兴趣，遂不 再前行，忽见十字路口旁即有一地铁入口，因思，何不乘地铁再换城铁归，

新建城铁早已闻知，在地面行与地下铁相连接，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有，不会堵车，加拿大人多自己有车，但上下班时许多人仍弃私车而乘地铁，除了快，还因能 减少大气污染，有观测结果，多伦多的大气污染以上下班时为最，大量私车开动之故。报纸上常介绍乘地铁的好处；我也曾多次乘坐，购一票即可达欲去之目的地， 确实方便，北京为后建，后来应居上，何不一试，此城铁可到回龙观，那里离我的住所很近了，可以要出租车回家。

城铁车厢高大明亮，设置的座位仅靠车厢两壁各一排，还未坐满，更显得宽敞；行驶快捷，较乘汽车节省时间一半以上。单就车辆本身而言，决不比加拿大的车逊 色，甚至过之，因加拿大的多是老车。不过在转车时发现，原来从地铁到城铁，还得出站步行几百米。其中一大段路是穿过空旷的露天地，再换车票入站，实际上并 没有衔接起来，而在加拿大是换车就在站内进行。

更糟糕的是，城铁到回龙观，我循指路标出站，到了街边，只见街面很宽，但车辆很少，等了好久不见有出租车过，而也不见去住所的公交车，远望前面百余米处是 一十字路口，来往车辆较多，或许能招呼到出租车，遂前行，这是新铺的水泥砖路面，整齐光洁，少有行人，也不虞有他故。不意行至一段微有坡度的路面时，突然 迎面扑倒，靠两手迅速支撑，未造成大的损伤，但发现鼻端有血迹，手指有扭伤，初尚不明白是怎样摔倒的，后经检查，发现有五处伤痕：一、左手中指有搽破，不 过很轻微，伤口不到两毫米；左手大拇指有淤肿；三、鼻梁右侧有淤血，其下的鼻孔表皮有搽破，血迹盖出于此。四、右手食指中段关节处有淤血；五、右膝盖青肿 疼痛。扑倒时是右半身先坠地。也想起来，应是有的砖块翘起或下陷造成的凹凸不平之处将我绊倒扑地。幸而总体来看伤不重，当时自己就起来，继续前行，在快到 十字路口时终于雇上车，几分钟后到家，家人都还没回来。从容整理。我的血液一向容易凝结，至今仍如此，何况出血甚微。

不过回想起来，确实也有点惊险，因为是迎面扑倒在水泥路面上，我的鼻梁较高，这次是首当其冲，承担了风险，而居然没有鼻青脸肿，当系两手支撑起了作用，难 怪女儿得知要大加埋怨，叫你回来打的，何必省钱。其实这次我倒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体验一下北京的城铁，没想到有此意外，当然不能说与坐城铁有关，但如出站 就顺利搭上车，也就不会有此事故。不过据出租车司机说，城铁出口是有出租车的，告诉我在那上边，但我仍未明白在哪里。因此有我自己的因素。但是像我这样不 熟悉情况的乘客还会有的，管理是否应该想的更周到呢，特别是从地铁到城铁那一段，为什么不连接起来呢？刮风下雨下雪，还有携带物件多，都不方便，晚间还不 安全。就这方面来比较，就比加拿大差远了。

现在讲以人为本，应该会得到改善了吧。

最后，摔一跤对老人来说是严重的，但未造成大的损伤，则成大幸，而由此检验出我的条件反射自我保护功能尚佳，更可自慰，因当时扑倒及自我保护的一系列动作 均在瞬间完成，大脑根本来不及反应。再是给我敲起了警钟，终究还是老了，走路要慢点。因我一向走路很快，当年常被德坚埋怨，出去玩总是一个人冲在前面，她 带着孩子跟不上。

陶世龙2006北京行纪(9)错别字

2006北京行纪(9)错别字 [原创 2006-11-10 22:20:00发于和讯网]

转自《不许联想》http://www.wangxiaofeng.net/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blog。他说是“内容未经许可，请勿转载。”我这是先斩后奏了。

错别字在此已成家常便饭，司空见惯，不过有的大概是因形（五笔）或音（拼音）相近打字之误，我这里也有发生，但如此堂而皇之出现，不能不令人瞠目结舌。集大成者恐怕还在电视荧光屏上，可惜没人拍下来。

置之“度”外带三个表 @ 2006年11月04日21:32

所以说，北京还是座很有文化的城市。
用置之“度”外的气魄来欢迎中黑论坛。
反正，非洲人肯定看不出来。
陈晓卿和土摩托除外。

陶世龙2006北京行纪(8)种草也成风

2006北京行纪(8)种草也成风 [原创 2006-11-07 15:26:15 发于和讯网]

2006年11月5日友人邀宴，与会者多城市建设相关专业人士，北京城面临的问题自然成为话题。

是日大风刚过，本应是清明之日，然而高空固无云。且天色略青，但贴近地面一带，仍有黄雾笼罩，有专家云，此乃就地扬尘，非远来之尘暴，地面干燥所致。

众人皆言，室内每日清扫，转眼又盖上尘土，不堪困扰。

不过此次回来，见到一显著变化，草地大大增加。此草且非常草，其源北美，加拿大城市无处不有，据闻有的草皮还不是自育，而是进口的，所费不赀。地面有草皮掩盖，按说应能制约尘土飞扬，何以仍为黄雾笼罩？得草皮覆盖的地面终究仅为一小部分，且这种草地耗水量大，我在加拿大的住地雨水充沛，有时尚需用自来水喷灌，北京恐怕得更多的自来水去维持。大量种草不能改变空气干燥的形势，而且会使缺水更为严重。南水北调，效果如何，难以预测。我曾为文谈到古之贤明尚知迁都以“就食”，今日即使不迁都，也何不可让一些机关、事业去“就水”。

老友某君饱学而又健谈之士，遽云，古人是逐水草而居，今日是颠倒过来，让水草依人了。并以亲身经历，言及种草之风已刮到中小城市。山西一临河县城，河畔本为一片树林，清晨为老人锻炼身体的场所，锻炼之余，可留在树下小憩，谈天说地，流连往返，这是他第一次去的印象；

第二次去，树林变成草地，而且被围了起来，并有布告：“禁止践踏草地”，没有人去锻炼了；猛想起早年在叶浅予先生的《小陈留京外史》中见过这种画面。

第三次去，草地没了，那里本是干旱地区，土质也未必适合这位远方来客，消亡本应能预料。

草没了，树也没起来，一片空旷，倒是可以在此锻炼了，但无树木隐蔽，人们也就无可留恋，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无有原来的园林雅趣。

为何要这样干？某君云，的确是很奇怪，因为听说上级并无要求，而是当地自己要这样干的。“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后汉书》记长安时谚）跟风是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不仅跟，还要层层加码。于是话题回到了罗亚蒙君的《王朝地理思想与首都的悲剧》： “ 所谓王朝地理思想，是指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形成的以首为中心的地理秩序的尊卑观念。《禹贡》分天下为"五服":首都附近五百里的地区叫作"甸服"，在地理秩序中是最高的一级；其次每五百里一个等级，依次为侯服、绥服、要服;而最偏远的地区则称之为"荒服"，在地理秩序中是最低级的。山川本自然，但人为地赋之于等级之后，就会使居于京城或"甸服"、"侯服"的百姓产生优越感，使居于"绥服"、"要服"、"荒服"的百姓产生卑怯感，从而有利于统治。几千年来，这种地理上的尊卑感就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深厚的文化积淀。宋代城市革命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虽有些微改变，但直到今天，这种文化心理仍然主导着芸芸众生的价值选择，从而也影响着我们首都和其他城市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建设，历来偏重主观愿望而忽视地理基础的承载能力。无限地人口膨胀、无限地扩张性建设，最终会使都城不堪重负。汉唐长安城的悲剧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每次回北京，都会见到又增加了许多大楼，而且还有许多大楼在建，这当然可以作为伟大成就来歌颂，但难道不也是一种隐忧吗？